房伟 小说 房伟《石头城》的世情小说色彩

“世情小说”这个概念，出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里面的分类：“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0.]此处谓“世情书”，即是“世情小说”，鲁迅也称之为“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鲁迅对“世情小说”的理解与界定，是通过与神魔小说比较而言的，其认为小说描写的是人世生活，描摹世态人情，表现世态炎凉，强调“人间传奇”色彩。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不少学者对“世情小说”的概念拓展或溢出了鲁迅当初的界定。如学者向楷认为：“世情小说应该是指那些以描写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饮食大欲、恋爱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家庭或家族兴衰历史、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为主，以反映社会现实(所谓‘世相’)的小说。”[ 向楷.世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简言之，世情小说，一般叙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不出乎诸如饮食男女、悲欢离合、家庭人伦、欲望情爱之类。以此视角关照长篇小说《石头城》，房伟以金陵蒋家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浮沉变迁为引，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抗战家国叙事两条线索并行叙事，反映南京沦丧对中国人造成的巨大创伤，揭示中日之间复杂的情感和文化纠葛，正是对本土文学世情文学传统继承、发扬和再创造，他在书写南京市民抗战时期的日常生活、展现民族动荡之际的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的同时，突破了传统世情小说过分沉溺于男女性爱、消闲娱乐等人之日常大欲的如实描写，展现了当代小说家的自觉的文学担当。

一、日常生活的细碎描摹众所周知，衣、食、住、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是文学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维度。作为一种记人事的古典小说创作类型，世情小说有表现日常生活琐碎的叙事传统，常常对衣食住用、婚丧嫁娶与节庆消闲等世俗生活之常予以详尽细致地呈现。《金瓶梅》《红楼梦》也因此堪称中国文学日常生活叙事的高峰之作。房伟的这部《石头城》，对南京市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琐屑一面做了精细的描写，在日本侵略、南京沦丧的社会宏大背景下，展现世俗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生存所需，聚焦了市民生活的物质形态与流露在吃穿用度、日常起居间的精神风貌与时代影像。以“食”为例，房伟对日常饮食的追踪有直逼《红楼梦》的气度。在《红楼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叙写了贾府丰富的饮食活动，其中涉及名目各异的食物多达186种，花样百出的饮食制作流程更是让人惊叹咂舌。而房伟的《石头城》对吃食的细致描写不下于二十多处，其中涉及了家庭正餐、风味小吃、时鲜果品、特色菜肴等方方面面。小说中首次对饮食活动进行详细地叙写在第三章，“苏州娘姨的奥灶面普通厨师难以匹敌。奥灶面首先要熬得好汤。苏州娘姨前一天深夜，将青鱼的鱼肉和鱼骨、鱼鳞提出，用大瓦罐小火熬煮，煮上一夜，第二天再分红汤白汤，都鲜美异常。

再就是做浇头的肉和鱼，隔几天就换花样，有时是焖肉，有时是香爆鱼、麻鸭。面条扯龙须也要功夫，下锅时紧下快捞，碗热、汤热、油热、面热、浇头热，秋冬天吃最能驱寒暖胃。巽丰不喜欢苏州娘姨，可喜欢汤面的味道，有点甜，解渴又解馋。”除了苏州娘姨的奥灶面之外，潘五哥的小刀面、蒋鲁氏爱吃的“万三蹄”、食材独到的“安丰蛋炒饭”、沿街叫卖的茶糕、蒋乾中临死前喝上的莼菜鲜汤、安全区内糊口救命的鲁西南“糝汤”、脱胎于二十四只薄皮包子的两种馅团的“水煎包”，都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中描绘了大大小小的饮食场面，不管是和平时期的宴饮聚餐，还是逃亡阶段食不果腹，抑或是沦陷时期食材短缺，主人公都不曾糊弄过一餐一饭，认真地对待每一顿饮食。房伟在对南京人的饮食活动的记述中透视了中国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贪求世俗人生享受的民族性格以及饮食之中的世故人情。二、俗世人伦的冷静叙写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世情小说在聚焦凡俗男女的世俗生活时自然不会忽视“家庭生活”这一叙事重镇。经典世情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甚至以对家庭内部矛盾关系的深刻开掘而流光溢彩。《石头城》明显延续了这一叙事传统，细致入微地刻画出金陵蒋家这个世俗大家庭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人物关系构成了房伟表现世俗经验与现实思考的重要依托。

在小说《石头城》中，蒋家三代人无疑居于人物画廊的中心。蒋乾中是中央大学教授，为人端正，忧心国事，可也会因斡旋在正妻蒋鲁氏和苏州娘姨之间而苦恼。大儿子坤典在军校任职，娶妻柏翠芬，又与六喜台的妓女周慧陷入热恋。次子坤安是京苏菜名厨，因热衷美食放弃学业而被父亲厌弃。三子坤模在政府任职，与妹妹的好友菊美纠缠不清。小女坤瑶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性格活泼热烈，要求独立自由，在两个追求者曾泰和谢东山之间摇摆不定。长孙巽丰也在命运浮沉变迁之中与小林秋月和小镜这两位女孩产生了牵扯不断的联系。除了蒋家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婚姻经历之外，时代洪流中蒋家风流云散，命运称得上是悲欢离合、各有机遇。蒋乾中誓死留守南京，在遭遇日军欺凌时节气不改，在他向往的“殉了社稷”的历代士大夫的幻影的迎接中从容走向了死亡。坤典本性懦弱，喜欢享乐，却因为想到“父亲是个把名节看得极重的老派文人，如果知晓自己被开除，肯定羞愧得自杀”而“咬着牙，拼命到了前线”，“日本**火很猛，他每次都冲在前面”，以他无畏的冲锋改变了士兵们对他的轻视态度，最终被日本人残忍杀害。坤安虽携嫂带侄苟活在安全区内，却从未有一刻向日本人屈服，他和鲁大料联手开办糝汤摊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既维持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又“能救不少人”，后来更是在与虎太郎辽的厨艺比拼中毒杀日伪军政界高级人员数十名。

坤模与蒋鲁氏和侄女巽玉辗转逃亡到重庆，与菊美重修旧好并皈依了基督教，祈求在乱世之中安稳度日，虽然显得胆小怕事，却也是普通人在乱世之中的正常选择。坤瑶与男友谢东山参加新四军却不幸被捕，引爆了地下室的十几箱炸药，与日军同归于尽。巽丰在国家动荡、命运辗转之间挣扎求生，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人，代表着多灾多难的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时代狰狞的血与火中，房伟对市民家庭生活做了冷静的叙写，展现出传统大家庭在动荡年代中不可避免的衰颓之势，同时也在客观上接续了传统世情小说写家族兴衰的叙事主题。三、突破与创新从题材内容来看，世情小说主要以普通男女的凡俗生活为描写对象，其情节、人物、人情、世情都保留着贴近现实生活的“真”，但其想象虚构的本质、世俗日常化的倾向却也使世情小说在史传传统悠久的古代文学中，长时间处于难登大雅之堂的尴尬地位。而且，部分传统世情小说还同时存在大量思想和艺术上的糟柏，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出于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或娱乐消遣的文学观，而过分沉溺于对男女性爱、消闲娱乐等人之日常大欲的如实描写，导致小说缺乏必要的文学担当。房伟在接受世情传统的影响时，对此进行了有效转化，实现了“世情”与“历史”的浑融，表现出异于传统世情小说的崇高艺术追求和开阔的世情视野。

与同传统世情小说中一笔带过的背景性介绍不同，《石头城》清对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交代地非常清晰，使小说的世情叙事始终循着一条真实的时间线索向前发展，在书写小说的世情图景同时呈现出真实的历史面相。这既有作者在南京的实际生活和考察作基础，更是依靠丰富的学养的支撑。为了写好南京，作家深入地接触、观察、探索这座城市；为了写好抗战，写好大屠杀，作家泡在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耗费心力去寻访散落海外的素材，费尽周折去采访当事人……全方位地强化和理清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分毫细节，直到胸有成竹，才动笔写作。正因为此，小说具备极高的认识价值，能够刷新读者对于抗战历史的认知，用生活细节填充读者模式化概念化的认知：当时的电台名字和电台节目、人们阅读的战争宣传品如《亡国小史》、国军伤兵营里的恐怖景象、日方媒体对“胜利”的报道……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各样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呈现出宏大的史诗品质。《石头城》中明晰的时间脉络，使得微观层面的蒋家家族兴衰史真实地安置到宏观层面的抗日战争史和南京地方史之中，这就超脱出明清传统世情小说的高度，隐含着建立民族志叙事和展现现代精神品格的宏大志向。